土木堡之变简介 发生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

土木堡之变简介，明朝土木堡之变发生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，就是大明要按实数收购瓦刺的战马，打击边贸的走私生意，瓦刺兴兵来犯，明英宗决定亲征。

明史说是太监王振鼓动明英宗亲征，事实上大明朝的文臣都是主张“主动出击”的，内阁里曹鼎，张继，吏部尚书王直，兵部尚书邝焚，于谦，皆建议主动出击，比如邝焚的奏折里建议朝廷“速派大军征剿”。之后明廷也依其所议，先期派遣了驸马井源率领的四万明军增援大同。文臣们和王振唯一的区别是：王振主张御驾亲征，文臣们主张派能将进剿。

关于明英宗亲征的大军，朝鲜的《李朝实录》抄自大明辽东司邸报明确说是八万人，加上先期增援大同的四万人，一共才十几万，而不是大家经常说的“五十万”。

七月十七日，明英宗朱祈镇亲自统帅的“北征军”出发了，因行前准备仓促，大军出发仅五天就遭到断粮，又逢秋雨，从北京到宣府，再从宣府到大同，一路上饥寒交迫，明军不少士兵冻饿而死，史载“僵尸满路”明朝从北京到宣府一路，有七个大型粮仓，储备着明朝的“作战军粮”，这七个大型粮仓皆是由兵部直接调度，但是在北伐期间，七个粮仓居然没有一颗粮食增援“缺粮”的北征军。而且，随军出征的文武官员，可谓精英荟萃，但一路上，除了屡屡劝谏“回师”外，于作战本身却没有提过任何“合理化建议”。

至八月一日，明军终于抵达前线大同，看到的是前期朝廷派来支援大同的四万援军的俯尸，明英宗决定回师，在回师的路上土木堡这里被伏击，明史把锅又干净利落的甩给了太监王振，怪他等运财务的车辆不进怀来。

《实录》载土木之变前的战争进程说：“庚申……车驾将发。宣府谍报虏众袭我军后，遂驻跸遣恭顺侯吴克忠为后拒，克忠力战败没。将晚报至，又遣成国公朱勇，永顺伯薛绶领官军四万赴之。勇、绶至鹞儿岭，冒险而进，遇虏伏发，亦陷焉。……辛酉车驾次土木，……其南十五里有河，已为虏所据，绝水终日，人马饥渴，虏分道自土木近旁麻峪口入。守口都指挥郭懋力拒之。终夜，虏兵益增。……壬戌，车驾欲启行，以虏骑绕营窥伺，复止不行。虏诈退，（王）振矫命抬营就水。虏见我阵动，四面冲突而来，我军遂大溃。

显然，明军到达土木堡时，堡南河流已为瓦剌所踞，怀来位于土木堡以东、清水河（今官厅水库）北岸，占据土木堡以南河流的应当就是已进至怀来的阿剌知院军。明军至土木堡，实因怀来已失守，不得已而就地扎营。正是由于阿剌知院军截断明军归路，才造成瓦剌军主力追及并合围明军，故叶盛、于谦才会强调独石、马营失守的严重后果。

这守卫独石、马营是宣府总兵杨洪的儿子，杨洪为了掩盖儿子杨俊临阵脱逃的行为，隐瞒了后路已经失守的情报，让明英宗的大军走进了瓦刺的伏击圈。这就是有名的“土木堡之变”了。

土木堡之变前的大明边军重镇宣府与瓦刺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袁彬的《北征事迹》有一段话，令人瞠目结舌。“入城取李指挥。李指挥说：‘我女儿与大同王对亲。如今不与他，我虽出去，他定杀了我。

当时宣化府总兵杨洪的女儿也嫁给了瓦刺贵族。《明史》卷一七三《杨洪传》载：“（杨）洪独以敢战至上将，诸部亦惮之，称为‘杨王’。瓦剌可汗脱脱不花、太师也先皆尝致书于洪，并遗之马。洪闻于朝，敕令受之而报以礼。嗣后数有赠遗，帝方依任洪而不责也。

土木堡之变最大的影响是改变了明初建立的皇权、勋贵、文臣三足鼎立的朝堂格局。土木堡之变，明朝的勋贵集团元气大伤，和文臣分庭抗礼的勋贵武将战死无数，后来的北京保卫战，文臣拥立新皇，打败了围城的蒙古军队，而勋贵武将没有足够的威望能够在朝堂上与文臣竞争话语权，造成了后来明朝文贵武贱的新格局。

原本皇权、勋贵、文臣相制约的权利架构变成了皇权与文臣的直接对抗，皇帝不得不加大对宦官和东厂锦衣卫的依赖，借此加大与文臣的对抗优势。由此产生了文臣对皇权的压制，明朝中后期，皇帝的一言一行都在文臣的监视下，皇帝连出宫都要与大臣斗智斗勇，最后连直接调动军队的军权也落到了文臣的手中，军队出征和边关统帅都是文臣为主，武将只能作为文臣运筹帷幄的棋子。正德皇帝为了重新取得军权，不惜偷跑到边关前线冒着生命危险亲自指挥军队，树立皇帝在军中的威信，不过正德死后，后来的明朝皇帝依然没有直接调动军队的权利，正德皇帝算是在与文臣的对抗中失败了。